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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部明白曉暢嚴謹切實的黨史基本著作
  • 2016-07-01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歐陽淞
  •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是6年前黨中央交給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一項重要任務。《九十年》的編寫和出版,一直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和精心指導下進行的。這期間,我有幸主持了2010年9月至2014年1月的編寫組織、咨詢審議和初步統稿工作,對黨中央的重視關懷、室外專家的鼎力相助、室內同志的齊心攻關,都有深切的感受。這里,僅就《九十年》一書的主要特點談點個人的看法。

      在《九十年》的編寫過程中,咨詢審議組和編寫組始終堅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習總書記關于《九十年》“編撰工作要嚴謹周密,時間服從質量”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導向正確、史實準確、文字生動、細節典型、點評精當、針對性強以及注重創新”這些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我認為,這部書主要有以下6個方面的特點。

      (一)堅持黨性原則與堅持科學精神的統一

      黨史研究是一門具有鮮明黨性的科學,承擔著政治和學術雙重使命,必須既堅持黨性原則,又弘揚科學精神。堅持黨性原則與堅持科學精神相統一,目的是在“求歷史之實”的基礎上,“求歷史之是”,以從根本上解決黨史研究“為誰編撰、怎樣編撰”的問題。

      《九十年》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一是堅持把黨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九十年》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歷史的把握,堅持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把握,堅持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對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的把握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之間關系的把握,堅持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講話精神。二是堅持緊緊圍繞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和中心任務來選擇史料,展開立論。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黨和國家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通過《九十年》的編撰出版,為深入認識和正確解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前進道路上的新情況新問題提供歷史借鑒和啟示。三是堅持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準確記載和全面反映黨的歷史,使這部書可信、可取。既充分反映黨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又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做到講成績不夸大其詞,講問題不文過飾非。四是對有代表性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以富有說服力的歷史事實予以批駁,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例如,對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問題,對延安整風的起因、過程、影響問題,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評價問題,對1957年的全黨整風與反右派運動問題,對“三年暫時困難”問題,對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兩年徘徊”問題等,《九十年》都作了有理有據的記載。

      (二)堅持按照歷史本來面貌寫歷史同站在時代高度寫歷史的統一

      歷史資料浩如煙海,歷史現象紛繁復雜。一部成功的史書,既要按照歷史本來面貌寫,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歷史;同時又要站在時代高度,對歷史進行重新審視,進而形成新認識、得出新結論。《九十年》就是這樣一部堅持按照歷史本來面貌寫歷史同站在時代高度寫歷史有機統一的成功史書。

      《九十年》堅持一切從歷史事實出發,用確鑿、翔實的歷史資料說話。例如,在寫井岡山斗爭時期發展黨員時,就寫到了黨員的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這是原汁原味的記載,不溢美、不修飾,反而使人感到真實、親切,這就是按照歷史本來面貌寫歷史。

      同時,《九十年》又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理論成果為指導,以黨中央關于歷史問題的最新認識作為評價依據,充分運用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中,深化對原有一些問題的認識,以更好地總結經驗、揭示規律。例如,《九十年》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經驗的總結、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結束語”中對黨的90年歷史的總結,就都體現了作者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寫歷史之后,其認識的不斷深化。

      (三)堅持寫黨的歷史同寫人民的歷史、國家和社會的歷史的統一

      黨的歷史是在黨和人民力量為主導的情況下,各種歷史因素合力的結果。因此,黨史研究應該把寫黨的歷史同寫人民的歷史、國家和社會的歷史統一起來,在多層互動中展示黨史的無窮魅力。《九十年》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首先,《九十年》的背景是十分宏闊的。這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而進行的探索和奮斗。其次,《九十年》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既有黨的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更用主要篇幅展示黨和人民的不懈奮斗史。第三,《九十年》的人物是十分多樣的。既有黨的領袖人物,又有普通戰士、百姓;既有英雄群體,又有模范個人;既有大量的正面人物,又有少量必要的反面人物;等等。第四,《九十年》的事例是十分典型的。例如,《九十年》在寫抗日戰爭時期歷史時,對人民群眾的作用作了這樣的描述:“在很多敵后抗日根據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軍、新四軍的耳目:群眾在各個山頭和村莊之間設置各種報告敵情的聯絡信號;各村自衛隊、兒童團有組織地傳遞‘雞毛信’等緊急信件;冀中群眾為使夜間活動的八路軍部隊不被敵人發現,自動地把所有的狗都打死,出現了‘行軍百里無狗叫’的情形。”正是通過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生動描寫,使黨的“陷敵于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評價得到生動體現。

      (四)堅持寫“黨怎么說”同寫“黨怎么做”的統一

      黨的90多年歷史是由一系列歷史活動組成的。在這些歷史活動中,有許多文獻記錄的是黨的思想理論的發展過程和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這方面的內容一般稱之為“黨怎么說”。但是黨的90多年的歷史活動,更多的內容還是黨領導人民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有效推動實踐發展的歷史過程,一般稱之為“黨怎么做”。黨史研究只有把這兩方面都寫充分,才能更好體現歷史發展的完整性、生動性。

      《九十年》首先注重把“黨怎么說”寫清楚。《九十年》和以往的一些黨史基本著作相比,注重更為詳細地闡述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發展歷程,闡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兩次歷史性飛躍的歷史過程,分別以專門的章節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形成和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過程,闡述了這些思想理論成果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闡述了在這些思想理論指導下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

      《九十年》同時重點寫了“黨怎么做”這方面的內容。在寫作過程中,編寫組力圖避免把黨史寫成“文山會海”,因此,注重以更多的筆墨記述黨是如何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動員、組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去奮斗的,寫清楚各級黨組織以及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開展豐富多彩的創造性實踐活動的。尤其是在寫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段歷史時,注重寫人民群眾的探索實踐對于中央決策形成的基礎性作用,如農村承包到戶的出現、鄉鎮企業的涌現、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開展、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一些創舉,等等,都是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大膽創新的產物,后來,其中的許多成功做法又得以升華為黨的政策,并在全國推開。

      (五)堅持寫宏觀同寫中觀、微觀的統一

      如果把黨的90多年歷史比作一幅長卷,那么撰寫黨史基本著作就既要展現出它的磅礴氣勢,又要展現出它的絢麗多彩。這就需要既寫好宏觀又寫好中觀、微觀。《九十年》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努力,不少地方寫出了歷史的豐富與多彩、精細與鮮活。

      首先,《九十年》注意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全程全景勾勒出黨的90年歷史的大輪廓和關節點。從時間上說,就是緊緊抓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所完成和推進的三件大事;從空間上說,就是寫好黨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這三個史。這樣,讀者讀了《九十年》之后,就對黨的90多年歷史大致有了一個宏闊的把握。

      同時,《九十年》非常注重寫好中觀和微觀,注重用真實的故事、感人的細節來表現歷史,用豐富的文獻、翔實的史料來展現歷史,努力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例如,在寫到大生產運動中,中央領導同志以身作則、帶頭行動時,《九十年》是這樣表述的:“毛澤東在自己窯洞下面開墾了一塊地,種上了菜;朱德組織一個生產小組,開墾菜地三畝;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任弼時奪得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這些細節,讓我們對歷史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增強了黨史的說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六)堅持繼承與創新的統一

      創新是黨史研究不斷深化發展的不竭動力。如果沒有敢于創新的氣魄,就不可能拿出與時俱進的精品力作。

      《九十年》編寫組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關于“寫九十年的前七十年,要以《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基礎,進行充實和提高”的重要指示,堅持把《七十年》作為重要依據和基本參考,全面繼承它的精華和有益成分。《九十年》還充分利用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等黨史基本著作的研究成果。側重借鑒這些重要著作中對一些重大黨史事件和黨史人物的基本判斷和精彩點評。同時,編寫組認為,《九十年》對《七十年》的最好繼承,應當是在《七十年》基礎上進行大膽創新,爭取有所豐富、有所發展。這種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九十年》在內容上有了進一步創新。一是認真體現中央關于黨史問題的新判斷、新結論;二是注意吸收史學界公認的新成果、新評價;三是重點對后“二十年”歷史進行了深入的專題研究。

      第二,《九十年》在形式上作了進一步創新。一是每個節都添加了導語,導語視情況有長有短,寫法也不拘一格,但要盡可能寫得精彩生動、引人入勝。二是采用了總結式點評、勾連式點評、總結勾連式點評等多種形式,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三是敘史大部分采用的是直敘,根據需要有時也穿插使用倒敘、插敘等方式,增強了表達效果。四是為適應當今讀者的閱讀需要,《九十年》在正文中選配若干歷史圖片、圖表,擴大了書的信息量,增強了書的可讀性。

      第三,《九十年》在審編力量的組織上作了進一步創新。經習近平同志親自批準成立的咨詢審議組,在過去的黨史著作編寫中是從未成立過的,這充分反映了中央領導同志對《九十年》審編工作的高度重視。咨詢審議組不僅“掛帥”,而且“出征”,共召開6次全體會議和多次小組會議,對書稿逐章逐節逐段進行審讀,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在編寫力量的組織中,還堅持了室內外力量的結合、老中青學者的結合,以及業務工作與后勤保障的結合,從組織上保障了繁重編寫任務的順利完成。

      作為曾兼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的胡喬木同志,25年前在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寫題記時,曾在結尾處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進入下個世紀,如果本書作為素材還多少有用,至少書名將改變為《中國共產黨的八十年》之類了。”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終于問世了,這是對喬木同志等老一代黨史工作者殷殷囑托的最好回應,是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黨史工作親切關懷的最好回報,是對中國共產黨95周年誕辰的最好紀念!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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